返回可见与可知的脱离—何森的“视觉态度” | 杭春晓



当何森放弃了酒吧、夜店里的消费女孩时,他似乎清晰地告诉我们,他的绘画需要放弃
一种图式的解释。这种放弃,意味着他与流行的“图式、观念制造”告别。虽然今天看来,这种“告
别”已不新鲜,但在2004 年底,如此做无疑需要勇气。然而,告别“图式观念”后,何森的选择
却又让所有人诧异不已,也令很多人深感不适—他突然成功后,再突然放弃中国当代艺术
正在进行的逻辑,仿佛是在否定一切理所当然,并因市场的好转而热火朝天的创作。因为,他
用油彩描绘了中国画的传统图像。


其实,在今天这个语境中谈论何森的这种尝试,是危险的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,用油
彩描绘看似中国画图像经验的作品,在近两年中大量出现,成为一种新的庸俗主义绘画样式。
之所以称之为庸俗主义,是因为这种图像貌似回溯传统,其内在却无比空洞,除了一句“回溯
传统”的口号,只剩下投机主义。那么,与这样的庸俗样式相比,何森又能怎样避免庸俗呢?
或许,我们可以用时间性加以解释:何森进行类似尝试的时候,美术界还没有诱发如此庸俗
主义创作的理论导向。他是早期自发探索的画家,而非在某种预设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的投机
行为—投机是引发庸俗的最大因素。然而,这样的解释,就能让何森摆脱困境吗?很显然,
答案是否定的。因为这种解释最多只是说明,何森并非投机而已。


那么,何森与当下流行起来的油彩中国画到底有无区别?或许,在不少人的眼中,两者间
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然而,做出这种判断的人,显然忽略了一个细节,那就是何森对待
中国画图像经验的态度,并非一个学习者,而是审视者。所谓学习者是指,试图以油彩为媒介,
将中国画的视觉方法直接转用为新的画面。而且,这些方法还不是中国画观察自然的根本方
式,而仅是中国画历史中形成的一些可操作的技术化成果,如程式化形态、叠合式组合等等。
应该说,正是这种简单学习,导致此类油彩中国画的简单、肤浅。显然,何森在创作的时候,
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这些技术的学习上,他并不想用这些方法画出新的画面来。而是将中国
画的文本性成果,如马远的《水图》之类作品重新当作静物,基本上依样画葫芦。这种细微的
差异,在视觉效果上产生了很大的区别—面对何森的作品,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不是何森
的绘画媒介,而是这些媒介背后“历史化”了的经验。


就此而言,何森与流行的油彩中国画,区别是显而易见的。因为,中国画在他的眼前,与
其说是视觉方法的学习对象,不如说是一个个具体的模特,就如同一个人体、一个石膏像一
样。何森如同强迫症一般,一幅一幅地似乎没有任何态度地将中国画中某些成果再次呈现了
出来。这种呈现,虽然和那些简单的油彩中国画完全不同,但“不同”是否就意味着价值?答案,
仿佛没有这么简单。因为这种简单的重复,完全可以再次激起所有人的反对,并因此断言:“这
不过又是一次视觉欺骗。”


对于这种断言的反驳,是困难的。因为,20 世纪艺术史自达达主义之后,就在一次次的
“视觉欺骗”中,被锻炼为某种怀疑的眼光,就像“皇帝的新衣”所揭示的发现逻辑。那么,这
次是否又是一场欺骗呢?如果不是,它又能和我们的认知建立怎样的联系呢?正如面对他所
“临摹”的马远《对月图》,我们除了看到马远,还能看到什么东西呢?很显然,如果除了马远
之外,我们发现不了什么能与何森的认知有所联系,那么这就一定只是一场欺骗。坦诚地说,
我能够理解任何人对于这一断言的认定,因为刚开始的时候,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但很快,我发
现这种否定似乎过于武断。因为,面对熟知的传统图像,我在何森的画面中发现了一些异样。
这种异样感一闪而过,提醒我应该重新面对画面。


应该怎样描绘这种异样感呢?或许,是我对传统耳濡目染的那种感觉,在何森的画面中
变得有点怪异,突然断裂了本来应该通向它的通道。也即,原先那种阅读中国古画的经验,因
为系统条件的改变,突然失去了可以感知的对象。一个想想都很荒诞的现象出现了,那些熟
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图像经验,一下变得异常陌生,以至重新成为视觉的对象—它让中国画
的阅读文本,重新分解为“可见的视觉”与“可知的内容”。尤其是,后者不再成为前者合乎逻
辑的自然发生,而是需要假借“母本”的回忆重建通道。这种观画经验,令人非常不适。因为,
它强迫性地改变了你的观看习惯,并告知你原先习以为常的阅读,竟然是那样简单—简单
到你根本不需要视觉的介入,即可完成。


这种效果,应该是何森有意为之的结果。因为他在貌似忠实再现的结果中,除了油画媒
材所产生的与“母本”的差异,还着重强化了一些别样的视觉改造。比如,他为黑白色的画面
罩上几个淡淡的色块,并在色块与色块的连接处突出了油彩的切面,甚至放大画面并将其分
隔为四个组成部分,等等。这些改动,强化了母本中视觉与内容的分离效果,使之在显现效果
上呈现为某种语言的单纯性,并因此而为阅读者制造了新的幻觉。当然,这种幻觉不再是古
典油画中所谓的三维魔术,也不是图像观念中所谓的图示解析,而是一种我们的认知基础与
认知对象摇摆不定的幻觉。


于是,何森通过他看似呆板的“临摹”,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带有悖论感的视觉效果:一方
面,他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重新成为绘画内容的绘画文本。这比将一个平凡物件纳入绘画的
内容,要显得“曲折”些。因为,作为母本的绘画文本,在历史中是被界定为审美主义的成果,
它如何能够成为去除原有审美的新的事物,并重新成为描绘的对象呢?这种描绘的对象,是
一次重新加以审美化的过程,还是别有所图?而在这一过程中,艺术又到底充当了什么角色?
另一方面,何森则似乎试图破坏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,他对母本原有的“可见”与“可知”
的脱离,使我们进入一种不确定的感知经验中,让观者不得不在“视觉发现”与“文化体验”
中不断调整焦距,并因为一种习以为常的观看逻辑的失效而摇摆不定。也即,前述的这些问
题,似乎根本无须答案。


没有明确的答案,或许正是何森试图达到的效果。因为,关于艺术的本质,关于视觉的
文化,我们的讨论已经足够充分了。而且所有讨论,看上去都是那么权威,但却从来没有适用
于所有的视觉行为,正如面对何森制造的视觉悖论。然而,一旦我们如此判断之后,我们又会
进入到另一种恐慌—难道视觉行为真得无须答案?如果是没有答案的视觉,又有着怎样的
意义呢?其实,这种看似合理的恐慌,并没有确定的判断基础。正如哲学中的基本问题,不是
永远没有答案吗—其意义,仅在于思考,而非答案。那么,同样的,一个视觉为什么就一定
需要明确的答案?能够引发问题的视觉,不正是一种视觉的态度吗?正如何森自己所述:“既
然绘画本身既是一种逃避,又是一种介入方式,为什么不寻求一种逃离现实世界以外的‘新
的’绘画方式来介入‘当代’呢?”是的,以一种视觉悖论,重新体验认知逻辑,不正是“逃离”
之后的“介入”吗?


当然,对于这一点,一定会有人认同,但也必定不是全部。


2011 年
本文为杭春晓为何森2012 年“对月”个展所写的评论